南斯拉夫残骸②丨波黑的怒吼

李丹 伍勤

2019-07-10 18:19 来源:澎湃新闻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期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弹和三名中国记者的遇难,在国内掀起反美民族主义浪潮。自前南斯拉夫1990年代初爆发内战开始,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就区别于西方主流媒体谴责塞族对其他民族的侵略的“人权”视角,而是以“主权”为框架对西方肢解南斯拉夫表达愤怒。互联网还并不发达的1990年代,普通中国公众对遥远的巴尔干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知之甚少,人们把在国际社会上被标记为种族屠杀始作俑者的塞族领袖米洛舍维奇视作南斯拉夫反抗美帝国主义霸权的英雄。塞尔维亚在1999年于科索沃制造的针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种族清洗不为中国公众所知。人们也不知道牵动他们对南斯拉夫最炽热情感的萨拉热窝,在经历了南斯拉夫人民军长达四年的围城战后,已经脱离了这个叫做“南斯拉夫”的即将消失的国家——在支持南斯拉夫反抗北约侵略的种种场合,“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标语仍屡被中国公众举起。事实上,彼时的南联盟仅仅剩下了塞尔维亚和黑山。

今年是科索沃战争20周年,我们走访了前南斯拉夫,希望进入南斯拉夫解体与种族战争的内部语境,并还原这场冲突在全球范围内所掀起的纷争,尝试将其带回中国的争论现场,成为内生于中国社会之南斯拉夫问题意识的补充。南斯拉夫解体后,民族仇恨成为巴尔干出现在国际视野中时,难以绕开的议题。自公元7世纪陆续迁移到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因所处地缘位置在历史上总是被不同的文明所争夺而信仰不同的宗教,形成塞族、穆族和克族。在通常的叙事中,种族民族主义浪潮19世纪初在这里崛起,现在以最血腥的方式回归了。而直到今天,这场战争还在以一种更加静默的方式在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存续着。

克拉伊纳(Krajina)广场,人们自发建起了“还David正义”纪念碑。 伍勤 摄

在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巴尔干,经历了1990年代的伤痛,所有民族都沉浸在受害者叙事之中——即便是公认的与彼时南斯拉夫残存的国家机器同构、制造了最多针对平民的系统性屠杀的塞族一方。在官方叙事中,那被描述为一场国际社会针对塞族人的战争。“被剥削者的跨民族联合是一个不会发生的奇迹”,作为出生在南斯拉夫的知识分子,齐泽克几次在相关议题中感叹。在工会号召的抗议失业和贫困的集会只能发动起几百参与者的同时,右翼民族主义者发动的集会却能召集十万多人。不过,“现在,这个奇迹突然发生了”,近来在同处于波黑的萨拉热窝和巴尼亚卢卡所发生的社会运动在巴尔干半岛上掀起了巨大波澜,也引起了齐泽克的注意。身份政治的迷雾在这一系列运动中被打破,真正的政治经济结构问题显露了出来。

跨民族团结的奇迹

我们在初冬的一个夜晚,走过巴尼亚卢卡的克拉伊纳(Krajina)广场,上百人正在这里集会,为一个名叫David的年轻人的“无故死亡”而示威,这正是齐泽克为之撰文感叹的运动。David是一个21岁的塞族学生,编程专业,业余歌曲作者,今年3月的一个晚上在出去见朋友后消失。他的尸体在消失的六天后被发现,警方称他是溺水自杀,并指控他犯有盗窃和吸毒罪。David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有很多证据表明警察有责任,他们绑架、折磨、强奸了我的儿子并杀了他。”事实上,已有调查表明,大卫因发现了统治派系的腐败和其他罪行的踪迹而必须消失。警察公开否认参与谋杀,但这一事件引发了波黑公众的强烈抗议。从3月开始,人们每天在聚集到这个商业广场,持续至今,规模最大时曾有上万人到场。

“还David正义”集会现场。李丹 摄

集会近乎一场仪式:David的父亲是这一运动的核心,他亲吻David的照片,静默一分钟,如雕像一般。而后一个留着长发的男童用与自己身体不相称的声音慷慨陈词,震慑了整个购物中心前面的空间。烛光摇曳,人群在David写的rap歌曲中举起拳头,齐声呐喊。

大卫的父亲在纪念碑前哀悼。李丹 摄

我们也穿戴上了集会者为David制作的像章与标语,两个亚洲面孔在这个欧洲小城的集会现场多少有些扎眼,一对夫妻激动地向我们冲过来表达看到我们参与进来的感动。而人群中更多的是不会说英语的人,面露感激地看着我们。这和在西欧能见到的社会运动非常不同,它的情感力量非常强大,又充满了小城市里男女老幼互相扶持的人情味,我们几欲落泪,更难以想象这仪式以这样的情感强度已经重复了两百多天。11月天气已经非常寒冷,半小时的集会让我们全身冻僵,许多在场的人也打着寒颤,他们中既有老年人,也有青少年。15岁的Vlad每天在夜幕降临时,都来搬音响、发标牌,他从抗议初期就参与了进来,并不断的带着同学们加入集会,“David是跟我们一样的青年人,他被政府杀害了,这个事和我们每个人都相关。”

然而中年人参与示威时却承受着最大的压力。在波黑,想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依仗体制——入党。就像一些反对派所调侃的:“每次的大选就像一场感恩节——感谢赏饭吃的金主。”于是在,饭碗就成了威慑人们上街最有力的武器。

Alex是“还David正义”运动的骨干之一,她是一名公务员,刚刚得知由于参加运动要被下调到别的城市工作,她的对策是一纸生病的证明,我们遇见她时她已经几天没去上班了,病中政府无法调动她,而她也领不到工资,这样的状况也能会在未来持续几个月…另一位做护士的母亲也有着类似的遭遇,“我的老板是一个很重要的政客,也是参与谋杀David的共谋者”,她虽然还没有收到失业警告,却已经在医院被很明显的边缘化了。虽然处境艰难,仍然有不少中年人顶着丢掉饭碗的压力活跃在运动现场。

这是波黑成立后持续最长时间的社会运动,脸书上“还David正义”小组上聚集了33万人之多,支持来自于邻国和整个世界,独立媒体的介入保障了不被喉舌媒体所干扰。当局也再难忽视整个运动了。

与此同时,在由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构成的另一个政治实体“穆克联邦”的首都萨拉热窝,也在发生一场相似的集会——“还Dženana正义”。一个名叫Dženana的年轻穆斯林男子“被消失”后,警察和司法部门都试图掩盖他被国家机器所杀害的证据,自此,人们开始了在萨拉热窝漫长的示威。事实上,这样的案列近年来在波黑的两个毗邻而又充满敌意的政治实体——穆克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中层出不穷,这一次两边同时发生的悲剧,以司法公正之名,把不同种族的人们团结了起来。穆斯林从萨拉热窝赶来声援被杀害的塞族青年,塞族的示威者也时常去萨拉热窝串联。

仪式中那个慷慨陈词的男童的母亲Yovana是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她是塞族和穆斯林的混血。九十年代战争时期,身为穆斯林的外祖父被驱逐出境,远赴德国成为难民,母亲为了不受牵连,更改了塞族的姓氏——执行暴力的军队总是通过姓氏判断族群,“我理解我的母亲,那个年代,作为穆斯林生活在这里实在太难了”,而如今她总是嘲笑母亲为什么不跟随外祖父去德国,那样她就会出生在德国了,“因为今天在这个国家生活也很艰难”,她靠打零工为生,经济窘迫。

集会中一个羞涩的女中学生Jelena,也是穆塞混血,“但是我不想做塞族或是穆斯林,我们都是人!”她用并不流利的英语缓慢而又坚定地说。这样的表达在出生于战后的、卸掉了历史包袱且自认为具有国际视野的波黑年轻一代中间非常有感染力,来自穆克联邦的穆斯林男孩Faris虽然没有身体在场地参与这场运动,但他活跃在脸书的“还David正义”小组表达他的支持,他坚信这场运动蕴含着改变整套政治系统的力量,“多年来第一次,人们不分种族和观点地聚在一起,只是共同分担这些生命被夺去的痛苦。在这些时候,他们知道作为人,而不是族群,是唯一重要的事。”

萨拉热窝街头一座废墟前的广告。 李丹 摄

民族仇恨的再生产机制

要理解这场运动何以发生,不得不去理解波黑怎样变成了一个“失败国家”。

交谈时我们不断遭遇本地人的诘问:“你们对波黑的政治制度有所了解吗?”事实上,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往往让本地人解释起来也颇费一番功夫,有时它又像一个耻辱的标志。

波黑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却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政府体系和最庞大的管理系统。如今的波黑有两个政治实体:穆族和克族主导的穆克联邦,和塞族主导的塞族共和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国际社会托管的布尔奇科特区。穆克联邦和塞族共和国各有一套行政系统,除了在经济层面完全独立外,还分别有各自的总统、海关、邮政甚至警察部队。

这一政治结构是由波黑战争中交战各方在国际社会的主导下,于1995年所签订的《代顿和平协定》所造就的,它为这场历时三年半、被认为是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血腥的局部战争画上了句号,成为当时毁灭性族群冲突和深刻政治危机的唯一解决方案。然而,它也为战后的波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一个国家、两个政治实体、三个总统”的局面——这个安排本身就建立在民族仇恨的机制之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席团由三人所组成,每人各属一个民族,任期为四年,其间每人轮流就任八个月主席团主席的职位。主席团成员由人民直选,其中波黑联邦选出穆斯林、克族成员,塞族共和国选出塞族成员。于是,每个领导岗位都有塞族、克族、穆族三套班子,以各自族群保护着的身份输出着对异己的仇恨。

宣称代表其民族的各方民族主义政治精英有着不同的愿望:塞族共和国寻求更大的自治权甚至与塞尔维亚合并,克族政党寻求成为第三个实体,穆斯林政党则希望建立一个统治权力更加集中的国家。

这为代表性政治铺设了一个陷阱:候选人只能拥有一个身份,即不能声称同时代表穆族、克族和塞族,身份被其“天生”所属的团体所规定,任何人认为自己是广义的波黑人或是罗姆人(吉普赛人),又或同时认同于克族人和犹太人,都不具参选资格。

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被选上台的政客,也就必然是民族主义的。

“还David正义”运动在去年大选前达到高潮,在反对派的主导下聚集上万抗议者到场,被寄予改变大选结果的厚望。显然,最终的结果令反对派心灰意冷。今年10月8日总统大选结果公布,当选的三人分别为塞族社会民主党人多迪克(55%)、穆斯林保守党人扎费罗维奇(38%)以及克罗地亚族社会民主党人科姆希奇(49.5%)。“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呼吁者”多迪克因得票最高(投票的塞族民族主义者打败了其它族群的民族主义者)成为现任波黑主席团轮值主席和国家元首,为期八个月。

多迪克已任塞族共和国总统多年。他被进步派描述为:毫无歉意的民族主义者、著名的亲俄和反北约人士,“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呼吁者。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以及之后不久,多迪克曾一度将自己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为卡拉季奇(塞族共和国创建人,对非塞族平民犯下战争罪,被海牙国际法庭指控犯下种族灭绝、反人类罪)的反对者形象,并承认斯雷布雷尼察穆斯林平民被杀的数量相当于种族灭绝。他也因此在战争结束之初,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信任,被认为是一位温和的政治家,可以帮助缓解种族紧张局势。2000年时,美国国务卿称他为“国际社会的捍卫者”。

然而,以“国际社会捍卫者”的形象竞选,让多迪克一度失利,再度上台后的他矢口否认了当年“充满歉意”的辞令。在一次电视辩论中,他称,“波黑塞族领导人从未作出摧毁波斯尼亚克民族的决定,因此斯雷布雷尼察是一场巨大的战争罪,但不是种族灭绝”。多迪克还为卡拉季奇辩护,认为后者“犯了错误,但应该因建立了塞族共和国而受到赞誉”。

这个投机的政客在重新上台后继续使用同一张民族主义牌来分散人们对更重要议题的关注——就像这里一切民族主义政治精英们所做的一样。“民族主义的政治议程是一条不归路”,奥地利格拉茨大学东南欧研究中心的Florian Bieber说,“多迪克对民族主义牌带来的成功感到陶醉,他和前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相似,作为一个务实的技术专家开始其政治生涯,结果却无法或不愿放弃不断巩固自身权力的极端民族主义议程”。

巴尼亚卢卡街头,老年人在下公共象棋。 伍勤 摄

“民族主义绝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提到波黑为民族主义所困扰时,Vlad一再打断我们,“那只是工具,而不是问题本身”。Vlad是塞族共和国的硬核反对派社会活动家,“我没有工作,没有房子,没有任何可失去的”,这让他坚定的走上了反对派的道路,并频频出现在独立媒体上,“靠高调的亮相才能保护自己不被政府干掉”。在他看来,经济低迷、政府腐败和黑手党等,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问题。

事实上,如齐泽克指出的,买办资产阶级组成多数民族主义政党,在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和制度上剥削了整个国家。地方政治精英和半合法的私人企业共同形成统治利益集团,以族群实体(穆族、塞族、克族)保护者的身份,在“敌人面前”得到了正名。这些人的权势,在1990年代由族群战争完成的波黑私有化进程所奠定,波黑的私有化进程逐渐将所有权和权力从社会主义国家转移到私营企业主,导致国家的整个经济基础设施被摧毁。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过程伴随着大量的裁员。公司资产以极低的价格买卖,前南斯拉夫的大型工厂和工业巨头倒下了。

在战争中多次国际干涉的进行下,“人权”这个概念就仿佛是第一次被引介到这个地区,不管战争前南斯拉夫关于“人权”的任何实践和想象。然而没有社会和历史语境来理解“人权”框架,对“人权”的理解轻易地被导向指定的政治和公民权,而经济和社会权利被从框架中剥除了——而这是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强调的。

自南斯拉夫解体以来,波黑的失业率一直是巴尔干地区最高的,平均月工资刚刚超过400欧元,与此同时,公务员的工资是该国平均工资的六倍。反对派中不止一个人愤怒地告诉我们:政客根本不想改革政治系统,这样他们才有利可图。

虽然波黑的三个民族有着相同的处境,然而如社会活动家Goran Zoric指出,一个民族内部社会的问题却难以在整个国家层面言说自身、得到回响,九十年代的战争和各民族疯狂的意识形态宣传所造成了沿着身份认同边界而带来的严重社会分裂。而如今,每个族群的领袖都在利用波黑战争为这个社会所埋下的族群间的不信任来赢得选票,“经历过那场残酷的战争后,没有人想要再战斗了,可是人们都活在害怕失去自己已经得到的那部分的恐惧之中”,塞族共和国一个大学生在图书馆门口一边抽烟一边无奈地说,而这种恐惧,显然是民族主义政治精英们在后战争时代持续生产出来的。

“毫无意义的种族政治开启了战争,而波黑人又在这种种族政治上迷失了二十年。“一个研究者在《代顿和平协定》20周年之际叹息地写道。

永远在场的国际社会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是让波黑能统一,这样这三个民族的政客就没办法再打民族主义这张续命牌了”,同一家人一起参与“还David正义”集会的一位父亲说,他们一家三口都是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也会在重大的日子里,去萨拉热窝串联。这似乎在重唤铁托时代建立南斯拉夫认同的最重要的政治修辞:兄弟情义与团结(Brotherhood and Unity)。

“还David正义”运动让人们感觉到久违的团结。

不过,同样为政府操纵民族主义话语而愤怒的,还有极右翼。“多迪克政府的大塞尔维亚主义都是骗人的,他们是欧盟的傀儡!”一个叫Marko的民族主义者从几公里外的城市专程赶来巴尼亚卢卡参加集会,他希望塞族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合并成为一个强大的“大塞尔维亚”,来保护塞族人。

“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留下了一条的路线,以不可见的形式串联起了波斯尼亚穆斯林和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的野心”,塞族政府不厌其烦生产的伊斯兰恐惧症很明显地作用于他,而波黑在欧洲的困境更加强化了以他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对一个强主权国家的渴望。“欧盟就是强盗,不断掠取波黑,欧盟中的小国,都是大国的奴隶”,Marko一再强调。

这种来自极右翼的愤怒在今天发生在任何其他地方的社运中都很常见,观察家们因他们的存在而对整个运动表现出犹疑。然而,当大众的不满没能被结构化、无法以阶级的语言言说时,他们会选择他们最熟悉的语言来表达真实困境的愤怒。

欧盟与对融入欧洲的渴望长久以来在波黑扮演着进步主义的想象,在很多自认为更有世界眼光的年轻人看来,民族主义是把这个国家拖入泥沼的最根本原因,而唯一能应对它的,是欧洲共同体。“民族主义者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敌人”,自我认同为自由主义者的Faris提起他们就咬牙切齿,“他们都是被政府意识形态宣传洗脑的白痴”。在波黑,无论是穆克联邦还是塞族共和国,都遍布着NGO组织,绝大部分NGO的议程都是民族和解,而他们无一不渴求着国际社会的进一步介入来拯救这个国家,加入欧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步。

在西方媒体中,巴尔干的民族主义问题被无限放大,每次那些民族主义政客在电视上讲的蠢话都会被大做文章,以衬托欧盟的有效性。“欧盟绝对没有解决民族主义问题,克罗地亚、匈牙利加入欧盟后,民族主义右翼势力越来越强大。”供职于卢森堡基金会的研究者Krunoslav Stojakovic说。

时至今日,《代顿和平协定》依然掌控着波黑。国家预算高度依赖于欧盟,部分由欧盟直接支付;北约在过去二十年间成功地在这里维持着军事基地,并试图加强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而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资本在这里寻租到廉价劳力与资源。

《代顿和平协定》之后,金融化和全​球化开始席卷波斯尼亚,未被战争摧毁的生产能力也开始变得多余。波斯尼亚在南斯拉夫受保护的市场上生产的初级商品和简单消费品,例如铝、农业和鞋子,变得不再具有竞争力。官员将公共服务转变为可销售的商品,获得暴利。结果是,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失业,其中包括三分之二的年轻人。能离开的人都离开了。

具有世界眼光的精英们可以得到国际组织所提供的体面的工作,而普通人则为生计而挣扎。这样的困境让普通人愈发憎恨“欧洲”,“月工资在200欧元左右的人几乎全部会投票给民族主义政党”,一个社会活动家告诉我们。

国际社会和民族主义在这里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本地民族主义政治精英和’国际社会’精英关系好着呢”,Vlad说,“欧盟想要推翻这里的民族主义领袖轻而易举,但他们才不会这么做。”的确,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在这里如此紧密地相互依存,欧盟实际上控制波斯尼亚的方法是加强其分裂。巴尔干在西方议程中不断被塑造成一个需要被干预的野蛮之地——没有“国际社会”的在场,这里的各民族又会陷入仇恨与杀戮的死循环。于是,遍布在波黑的NGO都在忙着处理被欧洲强加于此的虚假议程:民族和解。而他们恰恰在帮助本地政治精英不断生产并巩固着民族主义情绪。

整个政治系统通过庇护主义的方式运作,国际社会和民族主义政治精英操纵着看似相反的话语各自巩固权力,却没有任何一方想改变现状。

“我们的国家(南斯拉夫)过去能造飞机,国际社会把它掠夺殆尽,如今它连一支圆珠笔都造不出来!”主权的失落将耻辱深深地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

抗争遗产的继承

如今,发生在波黑的社会运动层出不穷。比如,在海牙法庭审判某个波黑战争中犯有战争罪的民族主义战犯时,这里就会沿着民族的边界爆发声援被他们称作“本民族保护者”的战犯的示威游行。或是塞族亲俄罗斯、感激俄罗斯在联合国站在塞族立场否认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集会;又或穆族支持土耳其领袖埃尔多安、重唤其奥斯曼帝国认同的集会。这些运动总能大规模调动起隶属于不同族群的民族主义者,它们的功能仅仅是拥抱现存的系统,使它更加稳固地运转。

在活动家Goran Zoric眼中,这是近来发生在萨拉热窝和巴尼亚卢卡的这一波运动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它不再在这个系统所设定的框架之内,而是对抗这个系统本身。

事实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系统的困境不断被暴露出来,反政府抗议活动一直在前南地区爆发。2011年春季的克罗地亚,整整一个月,每天晚上多达一万人在萨格勒布游行,谴责政治制度和所有政党。2012年和2013年的斯洛文尼亚,“起义” 动员了整个国家,导致了右翼政府的垮台和一些腐败官员的落马。在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和科索沃也发生了类似的强度不同的抗议。

“这场运动有着巨大的撼动体制的潜力,许多抗争者意识到了整个塞族共和国的政治机构是他们不可持续的生活状况的罪魁祸首”,Krunoslav Stojakovic指出,他认为今天“还David正义”和“还Dženana正义”运动与2014年发生在波黑的那一波运动有着显著的继承关系,那是前南斯拉夫解体后最重要的社会动荡。“2014年波黑抗议和’全体会议’(plenums)浪潮可能代表了真正的激进主义公民身份的诞生,以及各个根本社会议题的政治化。在波斯尼亚发生的事情,将不仅仅停留在波斯尼亚。” 研究后南斯拉夫公民身份的Igor Štiks和克罗地亚哲学家Srećko Horvat在合写的文章中也这样称赞2014年的运动。

2014年2月5日,来自几家被私有化和被毁的工厂的工人团结在图兹拉(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城市,位于穆克联邦)的街道上,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和养老金。很快,学生和其他各界人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几天时间内,运动就蔓延到了整个穆克联邦,人们建立起“全体会议”:一种自组织的公民集会,决策的替代性方案。Stojaković的家乡就在图兹拉,与警察的冲突导致图兹拉的政府大楼被烧毁,他告诉我们至今那座大楼还是烧过之后的关闭状态。当时人们砸坏玻璃,进入大楼,把家具都往外面扔。“很明显,这也是一个反民族主义的运动。”如齐泽克谈及这场运动时指出的,波斯尼亚人最终了解到他们真正的敌人是谁:不是其他民族,而是那些假装从其他人手里保护他们的领袖们。

2014年的图兹拉抗议。图片来自BBC。

其他城市如莫斯塔尔、泽尼察和萨拉热窝也复制了这一举动,媒体和政客将其谴责为“流氓行为”和“破坏行为”,全体会议在穆克联邦内部遍地开花。他们要求改变私有化进程,结束政客们过度榨取的利益,要求建立一个由具有专业知识且无腐败记录的人组成的新政府。尽管之前就有反政府情绪,在Igor Štiks和Srećko Horvat看来,这次运动第一次拥有了一种“反政府修辞学”。不光是国家,寡头政治所依据的整个系统都受到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公民的质疑。

当巴尼亚卢卡的人们也开始支持这一运动时,塞族共和国政府开始了媒体宣传攻势,宣称这是穆斯林的奸计,试图颠覆作为政治实体的塞族共和国。这一波媒体宣传很成功,阻止了运动在塞族共和国的蔓延。几个月后,运动就偃旗息鼓了。

长久以来,在穆克联邦发生的运动在塞族共和国难以产生回声,反之亦然。Goran Zoric指出,“任何一种反抗的声音都会被其民族当局指责为危害本民族利益,而任何表达自身不满的行动也会遭遇’被境外势力或外族利益所裹挟’,这样的宣传策略不厌其烦地被当局所使用,以钳制任何来自公民社会的批评声。”今天发生在塞族共和国的运动,也同样被喉舌媒体一再塑造为“境外势力”所发动的“颜色革命”。

缺席的左翼

大雪的照片不时出现在脸书群里,12月,大卫的父亲带上了厚厚的白色毛帽,穿上了毛坎肩。每晚仍然有很多人到场。

12月时的集会。

“寒冷的天气可能会对人数产生一些影响,但来的人不介意天气。我们有过下雨、大风、太阳、炎热、寒冷,但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走下去”,“还David正义”小组的版主之一Miroslavav在脸书上回复我们。

尽管继2014年发生在穆克联邦的运动之后,当前的运动再次被寄予撼动体制的厚望,David的父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一再强调:这不是一场革命。核心组织者之一Alex也告诉我们,这是一场要求司法正义、希望促成失踪人口立法的运动,核心组织者希望它最终能以NGO的方式存续下去,进而促成公民的自我教育。去政治化是核心组织者坚持的基本原则,“注册成功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也要讨论明确这一点”,Miroslav告诉我们。Miroslav是运动的核心成员之一,他供职于巴尼亚卢卡的一家国际组织,他表示,运动核心成员的共识是:这场运动将成为政府决策的纠正驱动力。

失望的人越来越多。左翼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Gorana Mlinarevic认为这场运动的个人化和煽情化属性,让它所携带的政治性和结构性一再被弱化了。“你不能只用情感来动员,你也不能只在人身收到威胁时才行动”,她没有太多地介入到运动之中,除了在一些时候,当军队来到街上防止抗议人群扩大化,她会参与进来为集会的权力而抗争。

我们还结识了巴尼亚卢卡本地的活动家Drazen。他是城市里唯一一个左翼空间Basoc的组织者。Basoc在巴尼亚卢卡市中心一栋摇摇欲坠的房子里,里面贴着很多社会运动的宣传和20世纪革命的政治标语,也会组织很多左翼的讨论和放映。Drazen和他的伙伴并没有参与进大卫的运动,听说核心成员将运动注册为NGO后的打算后更是一脸失望。

左翼空间Basoc。李丹 摄

不过另一位社会活动家Svjetlana Nedimovic则更多地表现出对运动组织方的同情。“运动的组织者畏惧’将悲剧政治化’这样的控诉,因为它最终一定会阻碍运动的发展。”长久以来,“政治修辞”是让运动者最感到痛苦的,因为在后社会主义时代,“政治”已经被塑造成“肮脏”的代名词,人们本能地会远离它。所以在今天,只有靠私人情感的驱动才能把人动员起来。

新年前,运动者通过脸书告诉我们,NGO的注册即将完成。

当我们回到贝尔格莱德,告诉密切关注社会运动的卢森堡基金会的研究者Krunoslav Stojakovic时,他显得惊诧而又失望,“一场社会运动注册成一个NGO绝不是一个好消息”,他皱了皱眉头,“不过,这么长时间了,运动在当前政治光谱中没有任何联盟、任何支持,也是一个困境”。

“上万人的反政府集会,号称左翼的观察家们仅仅在网上博客,从不想从内部把这一运动往一个更具革命性的方向”,Krunoslav Stojakovic感叹左翼辜负了这场运动本身所携带的巨大能动性,“巴尼亚卢卡的社会运动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阶级意识,可以诞生一种反民族主义的社会替代性方案,在这个基础上,左翼可以建立一个连结,打破由本土政治精英主导的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所主导的自由主义相互依存的霸权关系”。在他看来,波黑的民族主义群体绝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大,只是那些人被组织的最好,而持更进步观点的人,却并没有一个组织可供支持。

2014年发生在波黑的抗议活动也表明,抗议能量很容易快速消失,最终变成更大的绝望和分裂,或者如本雅明所说的“左翼的忧郁”。坐在贝尔格莱德的“十月”空间的那面铺满《资本论》页面的墙壁前,Krunoslav Stojakovic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离开巴尼亚卢卡前的最后一晚,我们在参加完“为了David的正义”集会后,我们在参加完“为了David的正义”集会后,被Drazen叫去Basoc参加当晚的公开活动——看一场讲述南斯拉夫这片土地上最早的反法西斯运动的老电影的放映,它发生在今天不断被塞族人指认为法西斯民族的克罗地亚。

我们只简短地谈了大卫运动的情况,放映开始了。电影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今天这同一种语言被分别叫做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和波斯尼亚语,Drazen没有找到英文字幕。那个寒冷的要靠火炉烧柴的夜晚,最终预想的热闹场面没有发生,始终没有一个人来,只有投影的光映在Drazen和我们两个听不懂当地语言的外国人的脸上闪烁…

后记

本文写于2018年末尾,之后的变化令人悲伤。12月下旬,就在运动成员向我们表示注册NGO在望不久之后,大卫的父亲被一名检察官指控“威胁政治官员的安全”,随后和19个其他核心成员被短暂拘留。尽管组织者一再强调这不是一场政治运动,政府还是控诉运动开始政治化了。当天街上出现了大量警察并使用强力,于是更多的巴尼亚卢卡人走上街头进行声援,萨拉热窝、莫斯塔尔也出现了声援的集会,甚至在其他前南大城市: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随后也发生了游行。在内政部发布了一份对大卫父亲的逮捕令后,他逃往奥地利。2月,他躲藏后第一次电视露面,指责塞族共和国当局试图杀死他。3月,人们成功地将他的儿子重新葬在了奥地利。4月,他申请了奥地利的政治庇护,因为在波黑处在生命危险中。他希望继续在奥地利“争取正义”,并抗议塞族共和国的“极权主义制度”。这个春天,大卫的父亲说,他收到信息,对他的清算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不妥协,他和家人会被杀死。他说:“如果参与大卫谋杀案的人可以拥有2-3套公寓,汽车,巨额工资,那么一切都很清楚。 我不是政治家,我不妥协。我在儿子的坟墓前承诺过。”时至今日,人们还在集会,大卫的父亲还在通过网络视频发出声音。

网络视频中的大卫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