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晟:美国宪制中的军政关系

【文/李晟】

一、军政关系:何以构成宪制问题

“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战争的经典论述。在同一时期的西方文明中,柏拉图也指出:“一切都是从战争出发来考虑的,至少在我看来我们的立法者是以战争作为其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只有战争的胜利才有真正的意义,与之相比,一切财产与法律都不足道。”[2]

在关于一国宪制的经典论述中,军事问题曾经长期受到高度重视,因此需要慎重处理国家面对的军事安全威胁,也需要认真对待军事力量在国家内政外交中的影响。

但到了现代社会,军事宪制问题在宪法学的话语中被悄然遗忘了。[3]当代宪制研究更关注具体的个人权利的实现,似乎认为军事力量已经随着这个更为和平的世界而悄然隐退,因而也可以更简单地被文官政治所规训。

军政问题即使在话语层面可以被遗忘,但是在实践层面仍然不可忽视。从代表着西方宪制典范的美国也可以清晰观察到军方对其内外政治产生的影响。如在上一届美国大选期间,美国军方曾经不同寻常地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特朗普的支持。[4]

88名美军退役将领联署支持特朗普当选总统

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外界的观察者就立即指出,他较以往任何一位总统都更多地寻找高级将领填充其核心团队,以此赢得军方的拥护。[5]此后美国的内外政治中,带有显著军方背景的国防部长马蒂斯(Mattis)、国家安全顾问弗林(Flynn)与麦克马斯特(McMaster)、白宫幕僚长凯利(Kelly)、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Bannon)等,屡屡成为受关注的焦点。

特朗普政府的军政关系模式表现出至少四个显著特点:依赖于军人的建议;受到现役与退役军人明显的阻力;授权军方进行军事决策;依赖军队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军方垄断着国防与外交政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制定内政政策时,政策的输出可能并不符合公众的意愿。[6]

美国军政关系在当代表现出的这种动态,刷新了对美国宪制的一般理解。虽然现代宪法学的主流话语并不看重军政关系问题,但并不能因此认为这一问题已经实质性消失,或者说美国宪制已经完美地避免了来自军方干预的可能性。因此,仍有必要对美国的军政关系进行深入的考察。

关于美国的军政关系,最为经典的论述来自亨廷顿。亨廷顿在《军人与国家》中做出了精练而宏观的概括:总体而言,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保守主义的宪法相结合,构成了美国军政关系的基本框架。[7]

而在当下,美国不仅有保守主义的宪法,也有了一个更为保守主义的政府,这同时也反映出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保守主义。[8]那么,这种保守主义与同样保守主义的军事价值观结合在一起,将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走向?

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

美国宪制中所确立的军政关系究竟表现出什么样的特性?

当前美国政治中所体现的军政关系现状与传统中的宪制基本结构具有多大的兼容程度?

某些另类现象究竟是异常状态还是可能会以制度化的方式变为常态?

针对这一点,本文将从宪法规范、军事发展、社会意识形态等几个维度进一步展开论述,以多元的变量对宪制结构中的军政关系变迁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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